喜报 | CLEAP007研究发表于BMC Cancer

 

 

5月9日,由CLEAP中国中青年肝癌研究协作组发起的CLEAP007研究(SPARE研究):用肝细胞癌术前影像学缓解程度预测系统治疗能否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的结果正式发表于BMC Cancer。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惠川教授为本研究通讯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黄成教授、朱小东教授、沈英皓教授、徐彬博士为本研究共同第一作者。

 

 

CLEAP秉持“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价值观,致力于共创符合国际标准的多中心原创研究。

 

在此特别感谢为CLEAP007研究提供全程支持的7家诊疗中心。

 

 
 
 

研究内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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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介绍

 
 
 

研究背景:

术前系统治疗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与肝细胞癌(HCC)肝移植/切除术后的结局改善相关。然而,影像学和病理学缓解程度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本研究拟探究能否用肝细胞癌术前的影像学缓解程度预测病理学缓解程度。

 
 
 

究方法及结果:

回顾性纳入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期间在国内7家医院接受转化切除的中晚期肝癌患者,这些患者在手术切除之前均接受TKI联合PD-1抗体治疗。

 

影像学缓解程度(radiographic response)定义为:按照mRECIST的测量方法,术前增强MRI上肝内肿瘤相比基线肝内肿瘤缩小的百分比。pCR定义为:术后病理证实所有的肿瘤、癌栓和转移灶中没有残留的存活肿瘤细胞。AFP response定义为:在基线APF阳性的患者中,术前AFP转阴。

 

研究共计纳入35例符合条件的患者(图1A),其中15例(42.9%)在靶免联合治疗后达到pCR。中位随访13.2个月后,8例非pCR患者和1例pCR患者出现肿瘤复发。提示靶免联合治疗达到pCR与更低的术后复发率(recurrence rate)相关(图1B)。

图1

 

手术前,根据mRECIST标准,有6例患者完全缓解(CR),24例患者部分缓解(PR),4例患者疾病稳定(SD)和1例患者疾病进展(PD)。由于术前影像学完全缓解的例数少于达到pCR的例数(6例 vs 15例),提示影像学完全缓解不是pCR的必要条件(图2)。

图2

 

通过影像学缓解程度预测pCR的AUC为0.727 (95% CI: 0.558-0.902),其最佳cutoff值为80%(即按照mRECIST的测量方法,术前增强MRI上肝内肿瘤相比基线肝内肿瘤缩小超过80%,将其定义为主要影像学缓解 [major radiographic response, MRR]);该cutoff值下的敏感性为66.7%,特异性为85.0%,准确性为77.1%(图3A)。

 

当影像学缓解程度(图3A)与AFP response(图3B)联合预测pCR时,AUC为0.926 (95% CI: 0.785-0.999),其最佳cutoff值为0.446;该cutoff值下的敏感性为91.7%,特异性为84.6%,准确性为88.0%(图3C)。

图3

 
 
 

结论:

在接受TKI联合PD-1抗体治疗的转化切除肝细胞癌患者中,系统治疗达到pCR与更低的术后复发率相关;影像学缓解程度单独或与AFP response联合可以预测患者系统治疗能否达到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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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惠川  教授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

青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微循环学会肝脏微循环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肝脏外科学组秘书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上海市领军人才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2019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2版

撰写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文案来源:CL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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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23-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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